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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  导读慈安太后是正宫娘娘,是后宫的一把手,位于慈禧太后之前。慈安,钮祜禄氏,满洲镶黄旗人,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。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(1837年8月12日)。慈安比慈禧小两岁。咸丰二年(1852)二月,15岁以秀女入选,封贞嫔。五月,晋封贞贵妃。六月,立为皇后。

      可是,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(1881年4月8日),慈安太后突然死去。

      慈安太后死得突兀,才45岁,正当盛年,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因此,她死的当时,就产生了很多流言。有的说是被人谋害的,有的说是吞物自杀的,也有的说是正常死亡的。在流言中,谋害慈安的凶手就是慈禧了。慈禧谋害慈安的记载,在野史、笔记中流传甚广,几成泛滥之势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流言呢?到底是不是慈禧谋害了慈安呢?

      一野史的猜测记载

      关于她的死,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。归纳起来,大体有三说:

      第一种是正常死亡说,第二种是被人害死说,第三种是吞物自杀说。

      第一种,正常死亡说。光绪七年(1881)三月初十日当天发下上谕:

      初九日,慈躬偶尔违和,当进汤药调治,以为即可就安。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,痰壅气塞,遂致大渐,遽于戌时仙驭升遐。呼抢哀号,曷其有极。

      这是朝廷发布的正式哀告,写出了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。不难看出,这个哀告宣布慈安是正常死亡。

      第二种,被人害死说。被人害死说中的凶手,指的就是慈禧,说慈禧害死了慈安。这种说法又有两说。

      其一,毒饼害死。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恽毓鼎的《崇陵传信录》:

      十一日(笔者按:应为十日),慈安闲立庭中,倚缸玩金鱼,西宫太监捧盒至,跪陈曰:“外舍顷进克食(满洲语,牛奶饼之类),西佛爷(慈禧)食之甚美,不肯独用,特分呈东佛爷(慈安)。”慈安甚喜,盒,拈一饼对使者尝之,以示感意。旋即传太医,谓东圣骤痰厥,医未入宫,而凤驭上升矣。

      这个说法,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又加铺演:

      二人坐谈时,慈安后觉腹中微饥,慈禧后令侍者奉饼饵一盒进。慈安后食而甘之,谓:“似非御膳房物。”慈禧后曰:“此吾弟妇所馈者,姊喜此,明日当令其再送一份来。”慈安后方以逊辞谢。慈禧后曰:“妹家即姊家,请弗以谢字言。”后一二日,果有饼饵数盒进奉,色味花式,悉如前。慈安后即取一二枚食之,顿觉不适,然亦无大苦。至戌刻,遽逝矣。年四十有五。噫,此可以想见矣。

      这里有情节,有对话,比前一段记载有很大发展。

      《述庵秘录》言简意赅:

      孝贞故喜小食,薨日,慈禧以糕饼进御,逾数时薨。

      《十叶野闻》绘声绘色:

      先是慈安故喜小食,常以点心盒自随,觉饥则任意取食,其间糕饼、饽饽,寒具之属罔不备。慈禧窥之稔,乃乘间言,有膳夫能制小食,颇极精致,愿献薄物,求太后鉴赏。慈安以为爱己,喜而受之,既食,适值召见军机之期,遂出坐朝,是时辛亥(辛巳)春三月十日也。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、大学士左宗棠、尚书王文韶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,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,无婴疾色,但两颊微赤,状如半醺,亦不以为异也。已午后四钟,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。

      《坚冰志》似曾目睹:

      未几,孝贞暴崩,唇黑类中毒者,外廷咸以为疑。

      这些记载,是说慈禧太后阴送毒饼,害死了慈安太后。

      其二,错药致死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道:

      或曰: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,致死之。

      慈禧看到慈安患病,特命太医院御医故意给慈安不对症的药,因错药害死了慈安。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。

      第三种,吞物自杀说。《清稗类钞》说:

      或曰:孝钦(慈禧)实诬以贿卖嘱托,干预朝政。语颇激。孝贞(慈安)不能容,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。大恚,吞鼻烟壶自尽。

      这是说,慈禧诬称慈安贿卖官爵,干预朝政,语言严厉刺激。慈安感到很委屈,不能容忍,但自己又言语木讷,不会申辩,十分愤怒,于是就吞咽鼻烟壶自杀了。其实,这种说法导致慈安自杀的原因,应是慈禧对慈安的诬蔑。

      那么,慈禧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?据野史传说,原因有四:

      第一,因为咸丰密诏事。据《崇陵传信录》载:

      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,偶话咸丰末旧事,慈安忽语慈禧曰:“我有一事,久思为妹言之。今请妹观一物。”在箧中取卷纸出,乃显庙(咸丰帝)手敕也,略谓: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,今既生皇子,异日母以子贵,自不能不尊为太后,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。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,否则汝可以此诏,命廷臣传遗命除之。慈安持示慈禧,且笑曰:“吾姊妹相处久,无间言,何必留此诏乎?”立取火焚之。慈禧面发赤,虽申谢,意怏怏不自得,旋辞去。

      “显庙手敕”即是指咸丰帝之手诏。这里把手诏的内容也写出来了。

      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:

      慈安后忽慨然曰:“吾姊妹今皆老矣。旦夕当归天上,仍侍先帝。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,幸同心,无一语勃谿。第有一物,乃畴昔受之先帝者,今无所用之矣。然恐一旦不讳,失检藏,或为他人所得,且致疑吾二人貌和而阴妒嫉者。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,抑且大负先帝意矣。”语次,袖出一函,授那拉氏,使观之。那拉氏启视,色顿变,惭不可抑。函非他,即文宗所付之遗诏也。观毕,慈安后仍索还,焚于烛上,曰:“此纸已无用,焚之大佳。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。”

      以上两则记载,虽细节略有不同,但情节大体一致。说的是咸丰帝留有密诏,命慈安在慈禧不安分守己时,用密诏处死慈禧。慈安拿出密诏给慈禧看,并亲手焚之。由于慈安没有了上方宝剑,慈禧便毒死了她。

      第二,因为东陵致祭事。据说在光绪六年(1880)到东陵祭奠咸丰帝,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,在祭奠典礼时,她的位置应排在慈禧之前。而慈禧则坚决不允。两人在陵寝之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,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。两人并列,不分先后。但是,慈禧认为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,“因愈不悦东宫”,而动杀机。

      第三,因为金姓伶人事。据说,有个姓金的京戏演员得到慈禧的专宠,随意出入宫禁。有一次,慈安前往慈禧住处探视病情,偶见慈禧同金某躺在床上。慈安对慈禧“痛数责之”。慈禧当时认了错,并把金伶逐出宫,且赐死,但慈禧也萌了杀死慈安的念头。

      第四,因为宠李连英事。据说慈禧宠信总管太监李连英,李益发骄横,惟慈禧之言是听。一日,慈安乘辇过某殿,李连英与小太监角力,对慈安置若罔闻,慈安大怒,欲杖责之。慈安这口气难咽,立刻到慈禧住处,教训了慈禧一顿,慈禧不服,两人因此闹翻。“不数日,即有慈安暴崩之事”。

      以上都是野史传闻,正史无记载。平心而论,这些记载都是经不住推敲的。即使如光绪帝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,也是不可靠的。著名学者金梁即对此提出质疑:“近人依托宫闱,流言无实,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。即云显庙手敕焚毁,敕语何从而知?食盒外进,又谁确见?恽氏曾事东朝,横造影响无稽之言,后之览者,宜深辟之。”

      金梁的质疑是有道理的。请问,手诏既然已经焚毁,怎么能知道手诏的内容呢?送有毒的点心,谁曾亲见呢?金梁告诫我们,应该坚决摈弃这个谬说。

      学者张孟劬也认为:“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托宫闱,增成其说,凡笔之书者,大都流言委琐,羌无故实,而尤莫甚于恽毓鼎《崇陵传信录》所载孝贞暴崩事。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,语何从而知?食盒外进,又谁经见?”

      金梁和张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    当然,因为慈安死得太突然,对于她的死,当时人也是有怀疑的。

      据说御医薛福辰即持怀疑态度。《清稗类钞》记道:

      孝贞后崩之前一夕,已稍感风寒,微不适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(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)。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,侍者强之,不得已为疏一方,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。是日午后,福辰往谒阎敬铭,阎留与谈。日向夕,一户部司员满人某,持稿诣请画诺。阎召之入,画稿毕,某司员乃言:“出城时,城中宣传东后上宾,已传吉祥板(禁中谓棺曰吉祥板)矣。”福辰大惊曰:“今晨尚请脉,不过小感风寒,肺气略不舒畅耳,何至是?或西边(西太后)病有反复,外间讹传,以东西互易耶?”有顷,内府中人至,则噩耗果确矣。福辰乃大戚,曰:“天地间乃竟有此事!吾尚可在此乎?”

      这是当时人记载的薛福辰的反映。不过,据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,御医薛福辰并没有为慈安诊脉,所以,有关薛的记载是不足为凭的。

      据说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持怀疑态度。《清稗类钞》记道:

      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,次晨又入,与本列语孝贞病状,左顿足大声曰:“吾昨早对时,上边语言清朗周密,何尝似有病者!即云暴疾,亦何至如此之速耶?”恭王在庭,亟以他语乱之。

     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(1881)正月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,九月授两江总督离开军机处,此时正在军机处。左宗棠的怀疑倒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,这个记载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。我们无法证实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。即使左宗棠说了这样的话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慈安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,突然死亡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    二日记的权威记录

      其实,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《翁同龢日记》。翁同龢当时任毓庆宫行走,是光绪帝的师傅,参光绪帝的师傅翁同。与国家机要大事。而且,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。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,是权威记录。

      初十日记道:

     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,偶尔违和,未见军机,戈什爱班等皆请安,余等稍迟入未及也……夜眠不安,子初(23时许)忽闻呼门,苏拉李明柱、王定祥送信,云闻东圣(慈安)上宾,急起检点衣服,查阅旧案,仓猝中悲与惊并。

      十一日记道:

      子正(24时)驰入,东华门不拦,月明凄然。入景运门,门者亦无言,徘徊乾清门下,遇一老公、一侍卫,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。诸门下锁,寂无人声。出坐朝户,燮臣来,景秋翁来,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。须臾诸公陆续来,入坐内务府板房,枢廷在彼,伯寅、绍彭皆来,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。待至丑正三刻(2时45分)开乾清门,急入,到奏事处,则昨日五方皆在,晨方天麻胆星,按云类风痫甚重。午刻(11—13时)一方按无药,云神识不清牙紧。未刻(13—15时)两方虽可灌,究不妥云云,则已有遗尿情形,痰壅气闭如旧。酉刻(17—19时)一方云六脉将脱,药不能下,戌刻(19—21时)仙逝云云。始则庄守和一人,继有周之桢,又某共三人也,呜呼奇哉(初九日方未发)。诸臣集南书房(即摘缨),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,诸司亦稍稍来,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。日出起下,军机一起,已而传旨,惇(惇亲王奕)、醇(醇亲王奕)、惠(惠亲王绵愉)三王、谟公(伯彦纳谟祜)、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毓庆宫、南书房、内务府大臣同至鈡粹宫哭临。请旨入殿否,曰入。偕诸公历东廊而东,至宫门长号,升阶除冠碰头,伏哭尽哀。灵驭西首,内臣去面幂令瞻仰,痛哉痛哉。即出,已辰末(9时)矣。归家小憩,而司官来回事不断。做白袍带,以青袖蒙袍,派定夹杠人数(总办八人,帮办二人,于五更时议定,令司官特回,全师照发)。午正(12时)复入,青长袍褂,由牌楼门穿而西,先看幡竿等,到朝房小坐。始见谕旨,派惇亲王、恭亲王、贝勒奕劻、额驸景寿、大学士宝鋆、协办大学士灵桂、尚书恩承、翁同龢,恭理丧仪。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公坐上殿,看金匮安奉正中(甚大,时灵驭已移至宫,安奉于金匮之西),看朝帘,殊合式。出再至朝房,良久复入,至门外,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,问礼王亦云不记。归时惇邸并立,乃与议定带桌子,带喇嘛。未正二刻(14时45分),大敛毕,开门。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,至檐下,宫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,上由东箱来奠,余等随跪(一叩三叩),哭不停声,上起还宫。撤桌出至门外,喇嘛入啭咒,余等复入,咒毕出。无事矣,遂归。

      最重要的是,翁同龢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,并且写了日记。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如下疑点:

      第一,发病是否突然。从记载看,慈安发病是很突然的。初十日,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,原因只是听说“偶尔违和”。但是,半夜叫门,苏拉传信听说“东圣上宾”,慈安已经死了。

      第二,治病是否及时。翁同龢半夜12时急忙入宫,同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时45分,始入宫内,这时见到了初十日御医为慈安开的5个药方。早晨药方已明白写出病情“类风痫甚重”。午间药方说“神识不清牙紧”,病势转危,险情已现。午后二方说,想尽方法灌药,但“究不妥”,即束手无策,“痰壅气闭如旧”,没有任何好转,且“有遗尿情形”,神志不清,濒临死亡了。午后6时左右“六脉将脱”,8时左右就“仙逝”了。从这5个药方看,治病是及时的。先是御医庄守和,后又是御医周之桢和某,三位在侧。但是,他们三人都没有能使慈安活过来。

      神秘的钟粹宫。慈安太后居住于此,并在此病逝。

      第三,遗容是否瞻仰。王大臣到了慈安寝殿钟粹宫,慈禧命太监揭去了“面幂”,“令瞻仰”。瞻仰遗容的有惇亲王奕、醇亲王奕、惠亲王绵愉三王,还有公伯彦纳谟祜、御前大臣、毓庆宫行走、南书房行走、内务府大臣等。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,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来瞻仰遗容,这既看出了慈禧的远见卓识,也说明了慈禧心中无鬼。

      如果慈安是中毒身亡,其症状应该似武大郎一样。《水浒全传》第二十六回记道:“何九叔说:‘到那里揭开千秋幡看时,见武大面皮紫黑,七窍内津津出血,唇口上微露齿痕,定是中毒身死。’”中毒身亡的外表症状是,面皮紫黑,七窍流血,唇留齿痕。这些外在的症状是遮掩不住的。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武大郎,在武大郎的身上留下了不能抹掉的证据。但是,慈安的遗体上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。

      第四,大殓是否过早。有的野史说,慈安的棺材很小,事实是金匮“甚大”,说明慈禧没有慢待慈安。未正二刻(14时45分)大殓。皇太后死,第二天装入棺材,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。据清史记载,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殓的。有的野史说,似乎慈禧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,所以提早入殓,这是无稽之谈。

      以上不难看出,慈安突然发病,很快死去。治疗是及时的,但因病情甚重,御医虽全力抢救,亦回天无术了。

      那么,如何理解翁同龢的那个“呜呼奇哉”呢?其实,可以理解为死得太快,出乎意料,因此,翁同龢十分惊讶。

      《翁同龢日记》的其他记载,也完全说明了慈禧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。并不像野史所说的“减杀丧仪”等。甚至连谥号,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拟的“孝贞慈安裕庆和教仪天佑圣显皇后”,承认了“贞字正也”的事实。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,“当时即寓正位之意”。而且翁同龢亲见慈禧亦戴孝:“恭闻慈禧以白绢蒙首,簪以白金,《周礼》所谓首缍者也,缘情制礼,不胜钦服。”此情此景,翁同龢也是佩服的。

      其实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。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,一味退让,对政事既不太懂,又不感兴趣。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,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。慈安接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,据说只有陈昌的《霆军纪略》中记录了光绪六年(1880)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请训情形:

      孝贞显皇后问:你这到湖南好多路?奏: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,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。问:你咳嗽好了么有?奏:咳嗽已好。谕:我靠你们在外头,你须任劳任怨,真除情面,认真公事!奏:仰体天恩,真除情面,认真公事,不敢有负委任。问:湖南有洋人否?奏:洋人曾到湖南,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,后遂未到湖南。(下略)

     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见只是礼仪性的,问问身体如何,没有任何指示性意见和指导性见解,说明慈安不太懂政治。此次召见也是因为慈禧患病,慈安不得已而为之。薛福成说:“东宫见大臣。呐呐如无语者。每有奏牍,必西宫为诵而讲之,或竟月不决一事。”这应该是实际情况。

      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,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,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。因此,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。

      三慈安的死因分析

      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。那么,慈安到底死于何种突发的疾病呢?细查《翁同龢日记》,可知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。《翁同龢日记》中有两则关于慈安发病的记载十分重要,但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。

      这两则日记是:

      第一则日记。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(1863年4月6日):

      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,有类肝厥,不能言语,至是始大安。

      这时慈安才28岁。从正月十五日到二月初九日,共病了24天,病势沉重。

      第二则日记。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(1870年1月5日):

      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,厥逆半时许。传医进枳实、莱服子。

      6年后,即她34岁时,病情又一次发作。

      从这两次发病的情形看,慈安肯定患有严重的疾病。发病的特点是“不能言语”,“厥逆半时许”。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,半个时辰是一个小时。即突然晕倒,不省人事达1个多小时。从用药看,枳实、莱服子是起降气调肝、安神宁志作用的。懂些医道的翁同龢怀疑是“肝厥”。笔者请教了著名的中医专家,专家认为慈安患的确是厥症。厥症是以突然昏倒、不省人事、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。轻者昏厥时间较短,自会逐渐苏醒。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。《类经·厥逆》指出:“厥者,逆也,气逆则乱,故忽为眩什脱绝,是名为厥……轻则渐苏,重则即死,最为急候。”《素问》认为:“暴厥者,不知与人言。”《石室秘录》记道:“人有忽然厥,口不能言,眼闭手撒,喉中作酣声,痰气甚盛,有一日即死者,有二三日而死者。”

      慈安这两次发病类似厥症。

      但这次发作来得突兀。刚开始没引起足够重视,以为只是“偶尔违和”。实则是危症的前兆。从五个药方看,慈安的病十分严重,“风痫甚重”、“神识不清”、“遗尿情形”、“痰壅气闭”,等等。这些症状说明是突然昏倒、不省人事、口噤拳握、呼吸气粗的典型的气厥症。据专家对这三次发病的综合分析,他们认为,慈安患的是脑血管疾病,很可能是脑出血。脑出血即使现在,也是不治之症,何况100年前呢!

      慈安为什么得此重病?一般诱因有两种:一种是恼怒惊骇,一种是疲劳过度。慈安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人,此时也没有什么引起她烦恼的事。她的发病是因为疲劳过度。其实,光绪六年(1880)慈禧大病一场,光绪七年(1881)一月又病了一场。

      《翁同龢日记》光绪七年一月记道:“云慈禧圣体渐起,十日如此,可保无事。”慈禧患病期间慈安不得不出来处理政事。慈安的知识容量、决策水平和应对能力都远远不如慈禧,她感到十分吃力。因疲劳过度引发脑出血,是极有可能的。

      她的病至少发作过三次,一次是28岁,一次是34岁,一次是45岁。最后这次没有醒转过来。慈安应是正常死亡。

      但是,不管怎么说,从后果来看,两宫垂帘变成了一宫垂帘。慈禧大权独揽,了无顾忌,我行我素,为所欲为,成了名至实归的太上皇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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